“钓鱼执法”再调查该还谁清白？

上海联合调查组三方向查处渔业执法事件

2009年10月23日 00:58 中央电视台《新闻1+1》【】【】

2009年10月2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1+1》播出《“钓鱼执法”重查，谁该清白？》 》，以下为节目实录：

主持人（董倩）：

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1+1》直播。

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聚焦“渔业执法”。

两天前，即20日，上海浦东新区城管行政执法局发布了关于司机孙忠杰违法经营行为的调查报告。 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方式不无不当，不存在所谓‘倒刺执法’问题。”新区近日成立了新的联合调查组，对这一事件进行审查。 据悉，该联合调查组成员由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上海和浦东新区的律师组成以及中央和地方媒体。

与这个调查组有关的信息都是以非常低调的方式处理的。 本报上海记者刘楠经当事人通报才得知此事。 她立即​​采访了调查组的部分成员。 我们先来看看。

（播放视频）

记者：

你刚才带了什么进来？

孙中杰：

它是一个文件夹，信息，证明它不是我用于非法目的的信息。

评论：

上海庞源机械工程公司是自称遭遇“钓鱼执法”的孙中杰工作单位。 10月14日，他因不满浦东新区城管行政执法局对自己的处罚，愤怒地持刀刺伤自己。 是孙中杰给本报记者打电话告诉我们，今天上午，新成立的联合调查组将到这里了解情况。 陪同调查的还有他的弟弟孙中基和庞源公司的负责人。 调查组共有五名成员参加。

记者：

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名字吗？

联合调查组成员：

我姓李，木子李，单名江，长江。 我是市人大代表。

记者：

你是怎么加入这个调查小组的？

联合调查组成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里收集信息。 我们有必要履行这方面的职责。

记者：

作为市人大代表，如果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不妥之处，你下一步会怎么做？

联合调查组成员：

我认为他应该能够履行代表的职责。

联合调查组成员：

我可以保证我是一个纯粹的公民，我的工作就是当一名律师。

记者：

我可以问你姓什么吗？

联合调查组成员：

来自中国大陆的卢律师。 我只是不想做这样的事，我平时很忙。

评论：

事后采访调查组成员成为我们了解事件进展的唯一渠道。

记者：

您好，请问您能否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调查结果。

联合调查组成员：

不，不，我们只是有一些信息。

记者：

让我们简单地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在哪里？

联合调查组成员：

事实上，他们已经向媒体表态了。

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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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调查组三方向查处渔业执法事件

2009年10月23日 00:58 中央电视台《新闻1+1》【】【】

记者：

您的身份会向公众公开吗？

联合调查组成员：

我们对此有纪律，到时候是否公开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记者：

请给我们一个简单的描述。 我们现在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联合调查组成员：

稍后我们还有事情要做。

记者：

现在可以说几句话吗？

联合调查组成员：

我们都是分开的，所以我们不能说。 我们不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在哪里。

记者：

今天下午你还有其他安排吗？

联合调查组成员：

我们有安排，我们都有安排。

记者：

可否向公众解释有关安排？

联合调查组成员：

这种情况暂时无需解释。

记者：

我想问为什么只有当地媒体才能进去拍摄这个调查组？

联合调查组成员：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参加了，我不知道谁参加了。

记者：

你的调查计划什么时候完成？

联合调查组成员：

现在很难说，很难说。 因为调查是按照进度结束的，不是按照时间节点结束的，我是15号结束，20号结束，还是30号结束。

记者：

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加入这个调查组的？ 你主动参加了吗？

联合调查组成员：

不，是信任。

记者：

您对新组建的调查组有何期待？

孙中杰：

我对洗清罪名抱有太大的希望。 且看这次的结果如何。 我希望他们能为我洗清罪名。

主持人：

王教授，这次联合调查组的调查对象和上次调查组的调查对象是一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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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津：

我觉得有一点很明确，就是行政执法局最后的调查结论虽然看上去是响亮的结论，我们说是肯定的，但是这样的结论是否有足够充分的推理支撑，在这一点上公众或许仍存有不少疑虑。 比如，当事人可能不满意，公众可能有疑问。 如果当事人不满意，社会公众有疑虑，就像我们打官司的时候，一开始，你虽然说我违法了，但是我不服气，我自然会得到机会，我会期待通过这次机会获得机会。 纯真，就像我们的客户刚才说的那样。

主持人：

谁给了他这样的权力？

王锡津：

应该说，启动这样一个新的调查组，包括启动第二次联合调查进程，体现了上海市政府和浦东新区政府，特别是上海市政府对此事的高度重视。 我理解这是上海市政府对这样一个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钓鱼执法”事件的一次互动和回应。 因此，从程序上来看，这种互动和回应当然体现了政府对此事的高度重视。 我们希望这样一个联合调查组的工作能够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给当事人还一些清白，给公众一个有说服力的口头说法。

主持人：

孙中杰和公众都希望调查组能够查明真相。 但我们对这个调查组的组成人员只有粗略的了解。 这个需要大家详细了解吗？ 从你的研究角度来看。

王锡津：

我觉得二次调查，特别是这样一个更高级别的调查主体，所谓联合调查组，就像我们刚才在视频中介绍的，包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媒体等。 如果说这里的调查不仅要查明事实，还要有公信力，我想调查主体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以及调查组工作的公开性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

主持人：

多个元素应该同时存在。 例如，调查组的成员应该由哪些人组成、如何选拔？

王锡津：

我刚才提到的调查组成员，首先在构成上必须具有权威性。 权威并不意味着由政府任命或由谁任命。 这是权力，但并不意味着权威。 所谓权威，就是有关方面必须承认，特别是人民群众，所有人都必须承认这些人。 所以确实需要有一种方法来选择这些......

主持人：

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是谁？

王锡津：

是的，他们是如何被选中的，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是谁，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是如何成为调查组的成员的。 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是谁？ 它是怎么发生的？ 因为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会有人质疑调查组的成员是否与这起事件背后有某种联系。

主持人：

说到了解调查组有哪些人，因为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介绍过，新的调查组将会有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参与。 本报记者刘楠此时人在上海。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和刘楠进行交流。

你好，刘楠。

刘楠（本报记者）：

你好，董倩。

主持人：

因为我们知道中央媒体参与了这个调查组。 你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你能参加吗？ 自己报名并自荐参加可以吗？

刘楠：

那么昨晚我其实就开始给浦东新区新闻中心的一位主任打电话询问相关情况。 但昨晚他告诉我，具体细节还不清楚。 今天早上，接到孙中杰的通知，就去拍摄了。 但在今天早上的拍摄过程中，我发现今天唯一观察调查的人是上海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 于是，今天下午我又给浦东新区新闻科打电话，希望能申请一个名额，但对方还是说不清楚。

现在我听到一个说法，这个联合调查组有两个名额，一个是中央媒体，一个是地方媒体，但是现在名额已经确定了。 但这个配额是如何确定的呢？ 接下来还会有新的配额吗？ 现在我也在等待进一步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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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也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两个媒体代表是谁？

刘楠：

信息部负责人没有给我正面答复。

主持人：

第二个问题，你采访了联合工作组。 你听说过联合工作组调查的内容吗？

刘楠：

目前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联合调查组分为三个组。 他们分组行动并进行平行调查。 每个团体都有不同的主要攻击方向。 这是今天上午全国人大代表透露的。 但当我问这三个具体方向是什么时，他没有回答。 我还向浦东新区宣传部门询问了成员名单、分工以及具体调查时间表，他们表示不方便透露。 他们的解释是，希望调查组现在能够专心工作，不受干扰。 所以，不光是我，今天很多业内的媒体同仁也在问这个问题，但他们给我的答复却不清楚。 所以，现在对方只是表示，等调查结果出来后，会及时公布。

就是这样，董倩。

主持人：

谢谢刘楠，我们还有更多问题，稍后再回复您。

王教授，刚才听了刘楠对整个调查组工作的介绍，您有何评论？

王锡津：

首先，我觉得调查组的工作确实像我们一线记者所说的那样，需要独立工作，不受干扰。 但我想说，独立工作不受干扰，并不意味着公众不能关注。 因为如果公众的关注和必要的透明度分开，调查组的整个调查过程都不清楚，那么最终结论出来后，公信力如何产生？ 这是我的担忧之一。

另一方面，调查组实际上需要设定你到底要调查什么。 我觉得上次，也就是第一次浦东区执法局的调查结论，之所以需要重新调查，是因为公众不服气，存在一些疑问，而且当事人明显不相信。 事实上，在上次调查中，第一个问题是程序问题。 整个调查过程可能不会完全向公众公开，只有在结果出来后才召开新闻发布会。 另外，从程序上看，最后一个调查组是行政执法局。

主持人：

自行检查。

王锡津：

其实就成了父亲对儿子的检查、自省、自纠。 在程序上，别人很难相信公平。 如果我们这次的调查组在工作方式和工作目标上都不能避免这两个问题，我们的担忧或许也是有道理的。 我们不能让市政府重视这样的事情，把它变成一个可能花费大量精力、投入大量资源却无法挽回的目标，或者说政府的公信力是可以维护的，真相是可以查出来的。

主持人：

人们非常关心这个新成立的调查组能否查出孙中杰是否清白。 人们更关心上海是否存在所谓的“鱼钩执法”。 我们来看看记者的采访。

（播放视频）

评论：

私家车司机每被鱼钩抓到一个，闵行区奖励300元，宝山区奖励200元，南汇区奖励250元，奉贤区奖励600元。

连日来，当上海“钓鱼案”仍是一个谜时，各界记者已奔赴闵行、南汇、奉贤等区明暗调查。 《中国青年报》报道称，在钓鱼案背后的食物链中，记者还了解到，各区钓鱼钩每抓到一辆车就能获得奖金。

事实上，去年上海曾发生过一起黑车司机将勾子刺死的案件。 《南斗周刊》对此事做了专题报道《上海杀人案背后的黑车生态》。 由此可见，无证汽车司机与挂钩的恩怨由来已久。 十分之九的无证汽车司机都上过网。 这一说法与两天前《经济半小时》记者的采访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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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3日 00:58 中央电视台《新闻1+1》【】【】

司机：

99%的人都被迷住了。

记者：

你曾经被迷住过吗？

司机：

钩住了它。

记者：

你曾经被迷住过吗？ 你被罚款了吗？

司机：

是的，我有。

记者：

罚款多少钱？

司机：

8000。

评论：

昨天，记者找到一名自称在奉贤区打工一年半的渔民。

记者：

那么他们每次出去执法，都会先告诉渔民吗？

钓鱼头：

是的，先告诉渔夫。 比如说我是一个渔民，告诉我他们今天要出去，然后告诉我你带一群人过来抢车。

记者：

他们最初是如何找到鱼头的？

钓鱼头：

这一切都是基于关系。

记者：

做hook的人普遍身份是什么？ 本地人多还是外地人多？

钓鱼头：

有外国人，也有当地人。 说难听点，这都是生活所迫。 我想通过这样做更快地赚钱。

记者：

那么他们通常是如何分配工作的呢？

钓鱼头：

行政团队和客户管理团队共同完成这项任务。 我去联系他们，谈妥了每辆车500元的价格。 到时候我就得到了200，去取车的人也得到了200，所以总共就400了，剩下的100就是他们的回扣了。

评论：

在周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浦东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局副局长李春明表示，在法律程序完成之前，不会透露乘客的身份。 但事实上，现在公众真正关注的焦点已经超出了“孙中杰事件”本身。 公众最想知道的是媒体拍到的“鱼钩”是否存在，上海是否存在“钓鱼执法”。 现象。

主持人：

王教授，正如您刚才所说，无论是新的调查组还是之前的调查组，调查的目标都是两个。 一是孙中杰是否清白，二是上海是否存在“钓鱼执法”。 那么，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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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调查组三方向查处渔业执法事件

2009年10月23日 00:58 中央电视台《新闻1+1》【】【】

王锡津：

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在于，如果看单个案件的情况，比如孙中杰案，最大的难点在于是否存在非法经营问题。 但我们知道，在单一案件中，违规操作通常发生在司机和乘客两个人之间，或者说是“钩子”之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司机说我没有，是他主动上来的。 他会说，这个钩子或乘客是司机带上来的，我付钱给他，我们协商好价格。

如果我们就具体情况来谈论这样的事情，那就很难调查了。 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并不困难，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超越这个案例去比较各种情况，比如有一个hook，那么它不仅仅出现在一种情况下，它可能出现在其他情况下也会出现。 对比个案，真正在全市范围内进行这种联合调查，我想调查会比较容易。 所以我觉得很难说，很难； 但如果你真的想检查的话，你可以检查一下。

主持人：

说起来，恰巧的是，两天前，《新闻1+1》记者刘楠在上海采访时，恰巧采访到了与孙中杰一起被拘留的一家家具厂老板。 两人被指控在同一辆执法车上时，谈论公交车上的乘客是谁，发现此人高度相似。 具体情况如何进展，我们接下来和刘楠联系。

你好，刘楠。

刘楠：

你好，董倩。

主持人：

你上次说的孙中杰，还有家具厂的老板，他们的身高和乘客一样高。 你今天去采访联合调查组的时候，有没有跟它提过，因为这是我们比较有意义的发现之一。

刘楠：

这就是今天发生的事情。 孙中杰在与调查组沟通时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孙中杰告诉我，调查组的人特意留下了何姓家具厂老板的电话号码，表示将进一步调查了解情况。 。 今天下午，我又给何姓老板打了电话，包括演出开始前十分钟。 我再次打电话确认。 我向他确认了目前调查组是否向他了解了情况，包括一些官方机构是否了解了情况。 情况如何，他的答案还没有。

另外，今天还有两起与“钓鱼执法”相关的案件，但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 一处位于宝山区。 今天上访的一个叫江涛的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涉及一起非法经营案件，10月15日开庭审理。他原本说今天会通知结果，但今天他突然说三件事。 几个月后我会给你答复。 无独有偶，今天张军的案子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闵行区法院原定于11月2日开庭，但今天张军突然接到通知，因故推迟开庭。 推迟的具体原因和时间尚未确定。 。 我们无法推测今天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否与调查组有关，但时机确实耐人寻味。

就这样了，董倩

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楠。

王教授，刘楠刚才说孙中杰向调查组提供了这样的线索，但至今仍没有联系，您对此有何看法？

王锡津：

我想，其实调查组很想查清楚这个案子的情况，所以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主持人：

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有一些困难，所以他们还是……

王锡津：

我觉得应该说肯定很难，但至少接触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从技术上来说，它是收集主要事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我们假设，如果这两起事件中的乘客是同一个人，那么公众就会有更大的理由怀疑可能确实存在“倒刺”。 另一方面，调查组也应该高度重视这一事实。

主持人：

大家想一想，如果对上海范围内的各个区的信息进行连锁比对，这件事不是更容易解决吗？

王锡津：

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这会让调查更加全面和深入。 一方面，这会让我们的调查工作变得更加轻松。 另一方面，其实从实际调查的角度来看，现在对个案的调查更加重要，因为毕竟要么当事人是无辜的，要么我们的执法部门是无辜的。 但更重要的是，公众不再关注“钓鱼执法”事件的个案。 他们开始高度关注是否存在这样的“钓鱼执法”现象。

主持人：

刚才我们也看到刘楠谈到了一些过去影响比较大的事情，比如张军的“钓鱼执法案”等等。

王锡津：

其实，如果你能在这些案例中进行一些对比观察和调查，很多因素可能会慢慢地有线索，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可能会显现出来。 不管是真是假，可能更接近我们想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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