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打狍子瓢鱼，野鸡飞进饭锅里

与长江、黄河不同，黑龙江位于中俄边境交界处。 中游左岸和上游在我国，下游在俄罗斯。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中俄两国在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存在不少矛盾。 渔民越界捕捞时有发生，渔业管理略显混乱。

黑龙江传统渔民

20世纪50年代，黑龙江地区由于地处偏远，定居人口并不多，但生物资源储量却相当可观。 当时，在北大荒地区（包括黑龙江沿海平原）流传着“棍打狍子，葫芦捞鱼，野鸡飞入饭锅”的说法。 用“瓢鱼”来形容鱼儿数量众多，可想而知当时的鱼类资源有多么丰富。

据记载，黑龙江有鱼类106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鲑鱼、鲟鱼、梭子鱼、黑龙江河鳟、细鳞鱼、鲑鱼等。 在这100多种鱼类中，黑龙江特有的有88种（也有资料称有92种），占总种类的83.8%。 这些土著鱼类构成了独特的生态群落，是水生生物基因库的重要资产，具有重要的生态保护价值。

从科学研究和商业开发的角度来看，这些本土鱼类资源堪称黑龙江的宝贵“财产”，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 然而，近几十年来，黑龙江中上游的自然捕捞量越来越少，捕捞规模也向鱼类小型化、年轻化方向发展。

据文献记载，1949年黑龙江流域渔业总产量仅为1.8万吨，但2007年猛增至48.7万吨，产量增长了26倍。 从表面上看，这确实是一份出色的成绩单，但渔获的来源和成分却隐藏着“谜团”。

当地渔业产量之所以猛增数十倍，是由于养殖业的蓬勃发展，与野生鱼类种群资源没有直接关系。 1949年前后，人工渔业尚未发达，市场上的商品鱼几乎都是野生的。 到2007年，野生鱼类占总渔获量的比例下降到11.3%，人工养殖逐渐成为当地渔业生产的主流方式。

野生鱼类小型化

业内普遍认为，水产养殖可以缓解人们对野生鱼类的捕捞压力，对保护本土鱼类大有裨益。 但奇怪的是，黑龙江流域的土著鱼类并没有因为养殖规模的增大而完全恢复元气。

黑龙江抚远渔区的老渔民反映，20世纪50年代常能钓到的鱼类有20多种，包括梭子鱼、鳄鱼、黑鱼、鱿鱼四大类鱼，它们都比较大。 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些常见的经济鱼类明显减少，特别是鳟鱼、鱿鱼、鲱鱼和鳊鱼，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不再捕捞。

富源鱼市的三文鱼

古语云：“一目了然”。 在黑龙江众多特有鱼类中，三文鱼最具代表性。 鲑鱼是一种洄游鱼类，平均每四年完成一个世代周期。 性腺成熟后，每年秋季繁殖种群从西北太平洋向上游迁徙，最终到我国的黑龙江、乌苏里江产卵。

每年的迁徙季节，是捕捞鲑鱼的最佳时机。 下游的俄罗斯渔民已经准确计算出时间，在近海和内河的洄游通道上布下天罗地网，轻松收获了大部分资源。

俄罗斯渔民使用流网捕获鲑鱼

北太平洋的鲑鱼渔业。 洄游到中国的鲑鱼是西北太平洋鲑鱼的一个分支。

特别是近年来，俄罗斯海鲜部门加大了远东渔业建设力度，旨在将远东打造成为俄罗斯海鲜中心。 这背后，西北太平洋和内陆的鲑鱼资源（包括三文鱼）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投资项目”。 黑龙江流域的鲑鱼将面临更大的繁殖压力。

三文鱼资源的利用有多不平衡？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捕捞量。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黑龙江渔民每年捕捞鲑鱼约100万条。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鲑鱼数量下降至 56 万至 60 万条。 2006年，鲑鱼数量只有6万条。 黑龙江流域的鲑鱼产业正在衰退。 这已经成为铁定的事实。 过去常见的马苏鲑鱼、座头鲑等品种已基本消失。

1949 年至 2007 年鲑鱼捕捞量

看看俄罗斯。 2010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数据显示，日本、俄罗斯和美国是北太平洋主要的鲑鱼捕捞国。 当年登记的总捕获量为 311,000 吨，即约 9,100 万条鲑鱼。 其中，仅日本就占了一半的渔获量，俄罗斯和美国各占四分之一。 按照这个比例计算，俄罗斯当年捕获了2275万条鲑鱼。

在黑龙江，野生分布面积缩小、种群数量下降，是许多本土鱼类面临的共同困境。 在鲑鱼数量减少的同时，黑龙江河鳟、江鳕、沙蓍草和乌苏里白鲑的数量也在急剧减少。 物种已经濒临灭绝。

黑龙江本土鱼类集体“难产”与捕捞方法不当密切相关。 水利工程和水质污染也是罪魁祸首。

鲑鱼幼虫

从近年来的数据来看，黑龙江流域还能勉强维持一定水平的自然捕捞产量，但主力不再是自然养殖的野生鱼类，而是人工养殖放流的鱼类。 通过人工孵化、放流鱼苗，可以延续一些珍稀鱼类的种群生存，提高常规经济鱼类（主要是鲢鱼、鲤鱼）的产量。 它是一种广泛使用且可持续的生产方法。

2020年，黑龙江省渔业部门增殖放流经费1074万元，放流鱼苗1.05亿尾，其中珍稀濒危鱼类234.5万尾，比2019年增长30%。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6月，黑龙江省渔政渔政局工作人员还成功救助了一条300斤重的雌性瑞香鲶鱼。 该物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极度濒危”。 “品种，它也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利用人工繁殖技术，科研人员成功繁育了32万尾瑞香鲶鱼幼鱼，最终放归黑龙江干流中。”

300斤重的雌性达芙妮鲶鱼在渔政官员护送下返回黑龙江

遗憾的是，种群增殖放流并不是万能药大马哈鱼，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黑龙江中上游渔业“难产”问题。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现象是，自20世纪60年代和1970年代以来，各地的繁殖放流站就开始大量放流鲑鱼，但迄今为止，每年鲑鱼种群的洄游量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增加。

在相对封闭的水域，强化放流被视为回报率较高的渔业“投资”，但在开放水域系统中，“投资”的回报率并没有保障。 更重要的是，黑龙江是中俄两国的界河。 国内科研机构为放生所做的努力，需要俄罗斯渔民的积极“配合”，否则放生的结果可能会“胎死腹中”。

俄罗斯远东地区捕捞鲑鱼

因此，更有效的措施是加强与俄罗斯远东渔业部门的沟通和交流，让中俄共同保护珍稀本土鱼类，并在必要时达成渔业协议。 只有这样，才能创造“资源节约和渔业发展”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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