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拐行动 男子失踪28年后才发现自己是亲生儿子的凶手

“我在办公室里绕了两圈才给领导打电话，我的手一直在颤抖。” 何晓雷回忆，经过20多年的寻找，三代警察终于找到了惠怀利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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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聂辉、编辑袁国立、校对刘跃

2021年12月底，辽宁省北票市室外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 王秀芝没有出去。 她盘腿坐在床上，对着手机笑。 添加儿媳微信后不久，王秀芝就不断询问儿子孙玉龙28年来的故事。 等待消息的时候，王秀芝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这个声音。 简陋的房间里不断重复着东北口音和南方口音。

1993年3月8日，4岁的孙玉龙失踪，被惠怀利等人拐卖至福建省莆田市。 直到2021年5月8日，北票市公安局根据惠怀利的供述，才将孙玉龙抓回，王秀芝才与亲生儿子团聚。

2021年初，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团圆”行动。 当年2月5日，北票市警方成功抓获辽宁省唯一一名涉嫌拐卖儿童的逃犯回怀丽，并追回孙玉龙等4名北票市被拐儿童以及多名其他省市儿童。省市。 被拐卖的儿童。

据北票市公安局消息，惠怀利因涉嫌多起拐卖儿童案件，已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王秀芝正在等待开庭日期。 她想亲眼见到那个带走她和儿子28年的凶手。

▲2021年5月8日，张金虎母亲看到儿子，捂着脸痛哭。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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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被绑架的男孩

付大河，56岁，现任北票市公安局副局长。

1994年9月19日，他还是关山派出所民警。 当时，付大河正在值班，接到当地村民张淑平和前妻崔秀花的举报。 他们7岁的儿子张金虎已经失踪三天了。 他找遍了孩子可能去过的所有地方，却没有找到儿子的踪迹。

张树平向警方报案，他和崔秀华离婚后，张金虎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 崔秀华的朋友惠怀丽非常了解张金虎上下学的时间和路线。 那段时间打拐行动，惠怀丽对孩子们特别热情。 张金虎失踪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惠怀利是关山煤矿井下工人，曾因其他案件被判劳教三年。 作为付大河辖区的刑满释放人员，付大河曾拜访过惠怀利，对他也有一些印象。 他知道惠怀礼从矿井辞职后从事服装生意，经常去南方进货。

付大河通过采访得知，张金虎失踪当天，惠华利带着一个男孩寄宿在姐姐家，自称是朋友的孩子。 第二天，惠怀里带着孩子不辞而别。 据惠怀丽姐姐描述，这个男孩长得和张金虎一模一样。 富大河判断，孩子很可能是惠怀里拐走的。

1994年10月28日，崔秀华收到惠怀利的来信，信中承认自己藏匿了孩子。 与此同时，北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也收到了惠怀利的一封信，内容基本相同。 ”当时，他已经把孩子卖了，他知道警察在找他，所以就想编造一个谎言来欺骗公安局，而且他还变相承认自己把孩子带走了。 ”。

1994年11月，付大河调到北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负责侦查全市刑事案件。 付大河在整合北票市刑事案件材料时发现，一年半内，北票市就有四名男孩失踪。 1993年3月，4岁男孩孙玉龙失踪； 1993年10月，6岁男孩冯彦军失踪； 1994年5月，5岁男孩周四郎失踪； 1994年9月，7岁男孩张金虎失踪。 至少三起男孩失踪案的嫌疑人都指向惠怀利。

1994年11月，北票市警方接到山东兖州发来的电报，称惠怀利再次作案，绑架了住在那里的浙江瑞安男孩林成家。 同案被告均已被捕，但回怀丽仍然逍遥法外。

北票市公安局将5起案件合并侦查，惠怀利被列为重点犯罪嫌疑人。 民警在搜查回怀利住所时，发现了多封回怀利发往福建省莆田市的电报，通知对方到北京站发货。 “电报中提到的‘货物’指的是孩子们。”

付大河说，当时刑侦技术有限，只能依靠走访、侦查、蹲守等基本手段，很难查明回怀利的行踪。 富大河报了案，并在笔记本上留下了一个悬案。

▲2021年12月25日，付大河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与惠怀利案相关的材料。新京报记者 聂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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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不放弃

儿子张金虎失踪后，每年张金虎的生日都是母亲崔秀华最难熬的日子。 “那天，我会喝酒，一直喝酒，直到我什么都不知道。”

多年寻找儿子无果后，崔秀花靠给儿子绣鞋垫打发时间。 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能回来，也不知道儿子的脚大小，崔秀花根据前夫的脚，在鞋垫上绣了“平安生活”四个字。

儿子孙玉龙失踪后，王秀芝也陷入了崩溃。 “我一直以为儿子会突然从门口回来。” 家里的老房子被拆了，周围的邻居也都搬走了，屋前留下一片废墟。 王秀芝一直不愿意搬走，总以为儿子能记住家的样子，有一天能够找回来。

王秀芝一直在寻找儿子的下落。 当她得知儿童被拐的消息后，立即赶赴当地寻找。 儿子失踪多年后，王秀芝有了一个女儿，每天都带着女儿照顾。 王秀芝说，女儿上大学之前，她从来没有机会单独出去。 “我担心孩子不在身边会出事。”

北票市发生4起儿童失踪案，造成遇难者家属悲痛，并在当地引发恐慌。 王秀芝回忆，当地电视台报道了四个孩子失踪的消息，周围的邻居开始关注孩子们。 孩子无论去哪里都必须有大人陪伴。

▲2021年12月25日，孙玉龙的老房子已被拆除，小时候被带走的胡同已成废墟。新京报记者 聂辉 摄

付大河告诉新京报记者，三十年来，除了惠怀丽涉嫌拐卖儿童案外，北票市没有发生过其他儿童被拐骗的情况。 北票警方一直在追捕惠华丽，寻找失踪的孩子。

徐扬鹏现任北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2003年，徐扬鹏加入北票市公安局刑警队。 梳理了北票市被拐儿童的信息后，惠怀里的名字就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每隔一段时间，徐扬鹏就会拜访失踪儿童的父母，寻找新的线索。

警方在惠怀利家中找到了通讯录、电报等资料，但有效信息仅限于他的地址和姓名。 当时，公安系统尚未与全国联网。 警方依靠走访福建莆田、四川等地进行调查，但未能找到他的下落。

徐扬鹏经常走访遇难者家属，熟悉每个家庭的情况。 然而，孩子多年来一直没有任何消息，徐扬鹏也经常受到受害人家属的抱怨。 “孩子失踪的时候，我们就怀疑是惠怀里干的，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被抓到？”

2009年，公安部建立了反拐DNA数据库。 北票市公安局对失踪儿童家庭采集血样录入数据库，并将惠怀丽列为网上逃犯通缉。 2011年，公安部开展清理行动，北票市公安局将回怀利列为重点逃犯。

警方曾找到帮助惠怀利贩卖被拐儿童的庞启宇和庞厚宇。 他们承认是惠怀利带孩子去了莆田。 但由于无法找到惠怀利和孩子，很难形成链条，警方也没有对庞启宇采取强制措施。

付大河表示，依靠当时的刑侦技术，获得的线索非常有限。 加之交通、通讯不便，客观上给追逃逃犯造成了困难。

付大河也认为惠怀礼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出现了，很可能已经死了。 寻找四个失踪儿童的踪迹将会更加困难。 警方只能继续收集涉案线索，寻找抓捕机会。

付大河多次提醒新刑警出门要多戴一双眼睛。 开车出去多环顾四周，可能会遇到在逃嫌疑人。

惠怀里的样子一直印在付大河的脑海里。 “如果我们在路上相遇，我一定会一眼认出他。” 富大河期待着再次见到惠怀礼的那一天。

▲2021年2月5日，警方抓获回怀丽，改名“罗恒”。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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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追捕

2020年，公安部组织开展凶杀积压案件专项行动，技术比对技术在刑侦工作中的作用凸显。 20年前，北票市发现一具无名尸体，但死者身份从未得到证实。 徐扬鹏通过尸体技术比对，确定了死者身份，成功破案。

新技术的应用让徐扬鹏看到了寻找惠华丽的新途径，徐扬鹏正在等待机会。

2021年1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团圆”行动，重点侦查积压拐卖儿童案件，全面寻找失踪、被拐儿童，并将2021年列为“打击拐卖儿童特别年”贩卖。” 作为辽宁省唯一涉嫌拐卖儿童的逃犯，惠怀丽被北票市公安局列为追捕重点。

惠怀利的涉案材料显示，他在山东作案时使用了假名。

徐扬鹏怀疑惠怀里在逃亡过程中可能“漂白”了自己的身份，以另一个名字生活。 就算换了名字，大人的容貌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技术对比成为寻找惠怀利的新途径。

最终，通过科技寻找惠怀利下落的任务落到了朝阳市公安局联战中心副主任何小雷的肩上。

他将惠怀利唯一的一张照片录入国家肖像信息数据库进行比对，然后何小雷通过年龄范围、性别等信息对照片进行一一筛选。 何小雷表示，看了惠怀里20多天，他“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了”。

由于扫描照片像素较低，惠怀丽的照片只能识别出脸型、眼距、卷发等特征。 经过20多天的对比，遗憾的是“没有找到结果”。

徐扬鹏再次翻阅涉案文件，调取了惠怀利的户籍档案、婚姻档案、工作档案等各种信息，找到了他唯一的清晰照片和指纹。 “经过各部门查证，户口档案里只有一张（他的照片）。”

2021年1月27日，何小雷在全国范围内查找，发现在天津打工的贵州男子“罗恒”与惠怀利关系密切。 罗恒原籍贵州，后移居四川。 其儿子是惠怀利潜逃后出生的，与漂白身份后变更户口的犯罪嫌疑人特征相符。

经过各方信息核实，何小雷确定罗恒就是惠怀丽。

富大河第一眼看到罗恒的照片，就确定是惠怀礼，“一定是他。” 富大河之前联系过他，知道惠怀里下巴上有一颗痣，位置和大小都和罗恒一样。

“我在办公室里绕了两圈才给领导打电话，我的手一直在颤抖。” 何晓雷回忆，经过20多年的寻找，三代警察终于找到了惠怀利的下落。

2021年2月5日，辽宁省公安厅成立由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精英组成的“2·05”专案组，前往天津抓捕回怀利。

抓捕前，警方了解到罗恒曾在天津武清一家公司工作十余年，并与他人合住一间简易民房。 罗恒自称是四川人。 因为父亲去了东北农村，所以他有东北口音。

2021年2月5日下午1点，在天津武清区一家工厂，警察控制了正在给员工测量体温的罗恒。 惠怀里手腕上纹着“忍”字，胸前纹着一条龙。 民警打开罗恒的衣服，检查了他胸前的“龙”纹身，确认了惠怀利的身份。

北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李志伟参与抓捕行动。 在搜查惠怀里的住处时，李志伟发现惠怀里藏有数十张印刷卡片，上面印有罗恒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 “提醒自己，他就是洛恒本人。” 在第一份审讯笔录中，惠怀里还留下了“罗恒”的名字，后来改名为惠怀里。

▲北票市公安局民警赴莆田寻找被拐儿童。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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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加一

经警方突击审讯，惠怀利交代了在北票市绑架孙玉龙、张金虎、在山东兖州绑架林成佳的三起案件。

参与审讯的北票市公安局刑警王兴表示，为了突破惠怀利的心理防线，警方联系了惠怀利的家人，劝其好好解释，争取宽大处理。 。

进入看守所前，惠怀丽要求见见女儿。 警察安排他与女儿见面，父女俩抱在一起痛哭。 “为了完成他的愿望，我希望他能够配合审讯，也希望通过父女之间的感情来感动他，让他思考一个被拐孩子父母的感受。”

据惠怀利供述，1990年，他从煤矿辞职后，到福建莆田收购、销售西服，认识了驻守酒店帮忙采购的庞启宇。 惠怀里抱怨生意不赚钱，庞启宇给他出主意，“你带两个孩子，我卖给你。”

由于服装生意不景气，贷款无法偿还，惠怀丽萌生了拐卖儿童的想法。 1993年春节后，惠怀利与庞其玉商量，回到北票将孙玉龙绑架，以4000元的价格交给庞其玉带到莆田市。

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票市煤矿工人的月工资只有30元左右，4000元已经算是一笔巨款了。

惠怀里尝到了甜头，拐走了北票市的四个男孩。 四个孩子的家人都认识惠怀丽。 惠怀里绑架孙玉龙时，称孙玉龙为“儿子”。 惠怀利从北票市潜逃后逃至山东省兖州火车站货运站，在那里雇佣流浪汉将男孩林成家拐走，并以1000元钱将其交给庞启宇。 随后，惠怀利前往四川、重庆等地实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

惠怀利供述，1999年，他在打工时结识了贵州瓦工罗幼银。 罗幼因的儿子“罗恒”与他相似。 多年前他迷路了，于是他以罗恒的名义为惠怀里办理了一张新的身份证。

北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指导员张志超前往贵州调查罗恒的身份。 罗友因涉嫌拐卖儿童犯罪，并卖掉了自己的侄子，但并未发现他与惠怀利共同拐卖儿童。

惠怀里变身“罗恒”后，与四川女子结婚生子，但没有发现拐卖儿童的情况。 据付大河分析，庞启宇、庞厚宇因参与贵州拐卖儿童案被捕，惠怀利在失去家人后才停止拐卖儿童。

北票市公安局在审问回华利、调查其儿童被拐事件的同时，也派出警力寻找被拐儿童。 “抓到逃犯才算破案，找到孩子才算圆满。”

惠怀利供述，他拐卖的几名儿童是通过福建妇女庞琪玉、庞厚玉出售的。 2021年2月7日，北票市警方前往福建省莆田市将两人抓获。 然而，由于时间的推移，拐卖儿童的两个人已经去世了。 搜寻被拐卖儿童的过程以嫌疑人的供述告终。

莆田市下辖46个乡镇，人口超过300万，还有不少人在城外打工。 在莆田寻找被拐儿童就像大海捞针，寻找被拐儿童下落一度陷入僵局。

“技术进步发挥了很大作用，新技术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更多思路。” 付大河补充道，为了寻找被拐儿童，专案组根据三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根据三名犯罪嫌疑人提供的信息，对重点地区进行了一系列侦查。 对被拐卖儿童年龄段人群进行大数据比对，筛选出符合条件的3000余人。 随后通过信息比对和DNA技术筛查，最终梳理出103名涉嫌被拐卖的儿童。

在技​​术范围的末端，人们只能依靠人力。 专案组成员根据疑似被绑架者的家庭情况一一对比判断。 北票市公安局通过信息比对和DNA数据库，成功找回北票市4名被拐儿童，同时还帮助找回其他省市的6名被拐儿童。 徐扬鹏回忆，山东被拐儿童林成佳被寻回后，他还向警方提供了拐卖儿童的线索，并帮助他找到了亲生父母。

据回怀利供述，他还在四川成都拐卖了一名男孩。 专案组民警前往成都调查，但未能找到记者及相关举报材料，这是专案组民警侦查回怀利拐卖儿童案时留下的。 后悔。

付大河表示，警方侦查完毕后，惠怀丽涉嫌拐卖多名儿童，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惠怀利在审讯阶段表示，他对拐卖儿童罪有特殊了解，认为自己难逃一死。

▲2021年5月8日，北票市公安局举行家属表彰仪式，欢迎北票孩子回家。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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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失去的亲情

在确认了北票四名被拐儿童的身份后，付大河在母亲节前一天安排了认亲仪式，给四位母亲送去了一份等待了二十多年的礼物。

2021年5月8日，周四郎、张金虎、孙玉龙三名被拐卖儿童回到北票市参加家属认认仪式。

认亲仪式上，已经长大的儿子张金虎第一次出现在崔秀华面前。 崔秀花双手捧着儿子的脸，两人面面相觑，眼含泪水，无言以对。 张金虎依稀记得小时候在东北生活过。 他试图通过网络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却不知父母也在另一边寻找了他28年。

北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原副大队长张旭宣读了周四郎与其母亲陈凤芝的亲子鉴定。 当认可证书交给陈凤芝时，张旭发现她的身体一直在颤抖。 周四郎一打开门走进现场，陈凤至就腾空而起，扑向儿子，将儿子抱在怀里。

周四郎回到家时，父亲早已去世，他小时候居住的小区也已经装修完毕。 邻居们还热情地提前守候在门口，等待孩子们回家。

为了适应孩子在南方20多年的生活习惯，王秀芝提前安排了酒店迎接儿子回家，“根据孩子的习惯，点一些南方风味的菜肴。”

冯彦军因故未能返回北票市，警方将他的父母和亲戚带到上海认领。 冯志杰不善言辞，在去上海接儿子的路上没有说一句话。 冯志杰见到儿子后，一直喊着“儿子”，蹲在地上，盯着儿子。 二十多年来，冯彦军的母亲一直在寻找儿子，泪流满面。 当她再次见到儿子时，她紧紧握住儿子的手，再也流不出眼泪。

▲2021年5月8日，北票市公安局举行认亲仪式，周四郎母亲奔向儿子。受访者提供

北票市4名被拐儿童全部被送回亲生父母身边。 二十多年没有见到亲生父母后，许多被拐儿童很难接受突然得知自己的身世。 富大河担心他们很难融入自己的亲生家庭。 孩子们被发现后，他一直关注着他们的活动。

“孩子们都长大了，也都懂事了。” 富大河得知周四郎认亲后，在清明节期间回到北票市祭奠已故的亲生父亲，并主动参加亲人的婚礼。 付大河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尽快融入这个家庭，弥补28年错过的亲情。

找到儿子后，王秀芝28岁的心结解开了。 为了快速融入亲生家庭，孙玉龙让儿子学习东北话，并称呼王秀芝为“东北奶奶”。 孙玉龙生日那天，王秀芝送给他一个价值2800元的红包。 王秀芝表示，她已经28年没有给儿子庆祝生日了，为他感到难过。 孙玉龙安慰母亲，称自己这辈子都付不起她“十个月的房租（十个月后怀孕了）”。

在团圆行动调查过程中，北票警方收集了一些外省被拐儿童的信息，粘贴到付大河的笔记本上，等待比对核实。 付大河说，“专项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但打拐行动不会停止。”

值班编辑吴彦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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