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河”原型是作者贵州老家，方圆百里全是杳无人烟原始森林

王辰龙，1988年出生，辽宁沉阳人。 2007年至2018年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居贵阳花溪，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 他曾编辑两本年度诗集。 偶尔发表诗歌、散文，曾获第九届“未名诗歌奖”、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诗歌奖、第二届“J青年诗歌奖·评论奖”。 写有诗集《埋花窖》。

1、从《迷雾河》开始

宋勋出版的小说都有一个地方叫“烟河”。 《烟雨江》的原型是作者的家乡贵州。 不同作品的空间维度有所不同：有时是一个县城，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位于角落的小镇。 不变的是“迷雾河”的面貌：河流从中穿过，夏季丰水期，人们前来钓鱼、野浴； 冬天，刺骨的雾气似乎永远不会消散，营造出一种凝滞而神秘的气氛。 。 宋勋在《烟江往事》中写道：“该镇位于贵州北部，毗邻重庆、四川，方圆百里都覆盖着无人居住的原始森林。” “该镇因迷雾江从中穿过而得名，而迷雾江属于长江支流，只能行驶小型机动帆船。” “两边的山势陡峭，高耸入云，根本看不出有多高。山上一年四季常绿，河水却随着季节变换颜色。夏天，变成红褐色，冬天变成红棕色，呈绿色，但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河里总是弥漫着层层雾气，即使站在高处，也很难看清整条河和小镇”。 “20世纪90年代，煤矿蓬勃发展，小镇一度繁荣，来自四面八方的淘金者聚集在这里，满大街都能听到方言，迷雾河成了鱼龙混杂的地方。 ”

宋寻耐心地从记忆迷宫中找回了新世纪之前的故乡，并给它起了一个模糊的名字。 这种记录家乡经历的文学行为，会让人们想起鲁迅笔下的鲁镇和S市，或者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 在一些作家的作品中，人物的爱情、生死都被封印在家乡有限的时空中。 即使是那些暂时从异地归来的人物，也常常陷入一种“存在”却“不归属”的境地：他们想念家乡，却发现自己更像是失败的入侵者和格格不入的陌生人。 当自我最终成为家乡的他者时，也蕴含着重新审视家乡的机会。 长期生活在国外，意味着在异国发展起来的新的价值观和观点会与家乡发生碰撞。 我们曾经认为理所当然的风景和人身上的光环和滤镜很可能会被打破。 离开和回归，一个人在认清家乡和自己的真相时，可能会变得更加坦然和痛苦。 这些作家在乡愁中“祛除”家乡的魅力。

宋勋重构《烟河》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要从他小说中家乡出现的时机说起。 《绿血》、《烟河往事》、《去哪儿》、《最后的夏天》四部作品以“烟河”作为大部分情节发生地； 在《聚会》、《干燥剂》、《瀑布客栈》、《南下》、《漩涡》、《坠入》等六部作品中，故乡要么出现在现实的半路上，要么只留在主人公的记忆中。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十部小说都以“我”为主角和叙述者之外，无论是《迷河》在《绿血》等作品中突然呈现出不同的含义，还是“迷雾河”在《坠落》等作品中突然呈现出不同的含义。文中的“迷雾河”常常在“我”独自一人时出现在中途。 《坠入》中的“我”失业了。 闲逛时，我遇到了公园玻璃屋里饲养的两只鹤。 然后我又想起小学时看过的动画片：“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活的鹤。” 起重机。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家的电视柜是锁着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了一部动画片。 忘记名字和内容了。 我只记得有一位仙女骑着仙鹤飞翔……突然，那只踱步的仙鹤停了下来，转过头来，用那只失落的眼睛盯着我，我顿时感到一阵触电。 过了一会儿，蹲着的鹤站了起来，我发现它后面有一个蛋，一个光秃秃的鹤蛋，孤零零地躺在水泥地上。 《瀑布旅馆》中，“我”独自前往迷河镇探寻爱人失踪之谜，“站在瀑布前，久久凝视。”《我》中的“我” 《漩涡》讲述了朋友九岁时钓鱼的往事。最惊心动魄的部分是“我”独自钓到一条金鲤鱼，然后落水被救的部分。在《最后的夏天》中， “我”经历了一天的“命运巨变”后，“我”在睡觉前向往乌托邦，但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疲倦：“我躺在床上，周围很安静。 ，我能听到雾气弥漫的河水里传来汽笛声。 我开始思考一些新问题。 我想知道是否可以发明一个不需要换水的游泳池。 为什么人总是在关键时刻醒来？ 我和高阳、乐山还有尤玉环，我们四个长大后可以住在一起吗？”

对于宋薰小说中的“我”来说，独处就像一种特殊的仪式。 它让“我”暂时脱离当下的喧嚣，获得短暂的喘息和自由的幻觉。 当“我”独处时，似乎才有时间去思考生命的意义。 就像《去哪儿》结尾的两处孤独，一个是少林和美美进船舱后：“他们好久没有出来，我抽完烟，把鱼倒回湖里。”我打开那盒烟花，拿出最大的一个放在甲板上，点燃导火索，烟花弹一颗颗升上天空金色鲤鱼的故事，爆炸到夜色中。 有一次是在“我”行动之前：“美美先去睡觉了，我和少林在客厅里又喝了点酒。少林喝醉了酒，睡在客厅里。外面开始下雪了，地上发出沙沙的响声，我站在窗边点了根烟，真想给前妻打电话，听听她的声音。我又想起了那只企鹅，笨拙地走在荒野里，那凛冽的寒风。它永远无法离开的地方。”

此外，“我”独自一人时所经历的经历常常具有超现实的特征。 比如《坠落》中玻璃屋里饲养的仙鹤、《漩涡》中的金鲤鱼、《我》落水时岸边的无脸人，都展现出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传奇色彩。 宋勋写的《迷江》充满了神秘色彩，指的是江水中红、绿两种颜色的水。 作者无意探究这背后的科学原理，而是在《绿血》和《烟江往事》中重复着同样的传说：远古的山妖修炼了数千年，虽然化身为人类的血液还是绿色的； 恶魔心地善良，却遭到村民的欺负。 伤口流出的绿色血液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山妖死后，红色的血液最终从伤口中流出，与之前的绿色血液混合，流入“迷雾河”中。 通过“我”的孤独时刻，“迷河”不再只是故事的载体或记忆的碎片，它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例外状态的奇迹。 奇迹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圣启示，也不是绝望的幻觉；而是一种奇迹。 它意味着一个人已经经历过幸福，或者对幸福的可能性仍然抱有残余的希望。 于是，在孤独之后，《瀑布旅馆》中的“我”辞掉了银行的工作，开始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谋生手段，而《去哪儿》中的“我”则决定“背叛”朋友，停下来。对方的犯罪计划。

2. 逃避与越轨

可以说，与小说“祛魅”故乡不同，宋薰的孤独时刻往往让《烟河》经历一个“还原”的过程。 在《漩涡》、《最后的夏天》、《南下》和《绿血》中，宋迅都用过“金”字，用来形容鲤鱼、男孩的身体、沃尔沃SUV和夕阳分别。 光环笼罩着大地和河流。 “修复”后的《迷河》被写成一个金色的世界，或许可以为“我”提供短暂却不可或缺的安慰（如《堕入》、《南下》、《漩涡》、《去年夏天》），或者给“我”勇气，决定与旧的自己划清界限（如《瀑布旅馆》、《去哪儿》、《绿血》）。 作为一个金色的世界，《雾之河》通常由“我的”童年组成。 它就像暗室里的显影剂一样，迫使“我”成年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暴露出来。 宋勋在写作中善于创造对位关系。 例如，“我”离开家乡后，工作和生活的地点总是设置为上海、深圳、济南、哈尔滨、沉阳、青岛等城市。这使得“我”的居住地和“迷雾河”构成了南北、沿海和内陆的对立面。 “我”有意无意地远离家乡，意味着寻求一种与旧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即使它常常以迷茫和失败告终。 同时，距离造成的错位、时差也让家乡成为相对稳定的怀念对象。 《迷河》的现实不会轻易击碎记忆中的梦想。 此外，另一组明显的对立点是，童年和成年生活是相互参照的。 前者的明亮，让后者的黑暗触目惊心。 这一点在《坠落》和《漩涡》中得到了集中表达：在“我”的怀念中，美好的少年时代几乎是永恒的，是一段友情的往事； 相比之下，成年人的生活却变得支离破碎。 难以忍受。 具体来说，“我”在成人世界面临着双重困境：无意义的工作带来的无聊，以及亲密关系的波动和脆弱。

在不同的作品中，“我”不止一次暗示了工作的无意义。 即使我失去了工作，我也不急于重新找到工作。 除了“我”之外，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似乎无法从工作中获得深厚的成就感。 比如《聚会》中“我的”恋人丁娜就说，“丁娜在济南一家商场做服装导购，她不喜欢这份工作，她还有其他工作，包括手机销售和办公室”文员。那是我们结婚后的事了。那些工作她做得不太好，最后又去当服装导购。她想过不工作，但我交不起房租，生活费都是我自己的收入。” 那么，作者所暗示的无意义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什么？这或许可以用《瀑布旅馆》中的一个情节来回答：李梦雨来到“我”工作的银行，她觉得“我”的方式在柜台前工作“就像一台点钞机”，“点钞机”这一隐喻剥夺了“我”的本体物理性，工作使人异化为重复单调动作的工具，冷漠而冷漠。机械性。无意义的根源在于工作与性能和算法高度捆绑，工作本身完全排除了个体意识、情感和个性。除了银行职员，类似的职业设置还有“漩涡”的起重机指挥官和塔楼“南下”的起重机操作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工作中必须绝对服从，不能有任何失败的余地，不能有任何分心和自私，哪怕一闪而过的念头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换句话说，“工作陷阱”我”机械地重复着。 在《旋涡》中，让“我”能够坚持工作的，只是同事振海之间的默契，“镇海走后不久，我就不再工作了，先后换了好几份工作，又在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前段时间刚进汽配店，现在还处于适应阶段。” 而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工作之外无法找到其他丰富的意义时，作为一个成年人的世界的无聊感就会不断放大。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宋勋作品中的主人公总是表现出疲倦和与现实的疏离。 “我”的疲惫，既源于自由意志的剥夺，也源于未能实现理想的自我。 这种对自我和时代通病的诊断，正是韩秉哲所描述的：“鉴于理想的我遥不可及，我把自己视为一个有缺陷的人、一个失败者，并不断地自我谴责。 ……从现实出发，真实的我和理想的我之间存在着一种自残，自我在对抗自己，向自己宣战。”[1]

作为成人世界的另一个困境，亲密关系的波动和脆弱，让工作无意义带来的精神危机变得更加紧迫。 这种困境被宋迅写成《最后的夏天》中父母的离婚，《瀑布旅馆》中恋人的失踪，《陷入》、《漩涡》等作品中的夫妻隔阂。 就小说的叙事而言，成人世界的双重困境赋予了人物两种选择的动机：逃避和越轨。 我们先来说说逃亡。 比如《绿血》中，青少年时期的“我”和周延，因为想逃离“我”单纯粗鲁的父亲而离家出走； 《党》中，“我”初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家，因为他想逃离父母的生活。 “那种无望的生活”； 《坠入》中，“我问他想做什么，他什么也没说，他拿起旁边的一块石头，看准了位置，就往玻璃盖上扔了。” 帮助两只鹤的人逃跑也代表着逃离监禁和束缚。 对于越轨，宋寻设计了一些主角刻意走偏的冒险情节。 比如《陷进去》中，“我”背着妻子与女保险推销员进行暧昧电话； 《聚会》中，“我爬到更高的树枝上”，想透过没有帘子的窗户偷看别人。 秘密; 《南下》中的“我”则更加大胆，因为看似意外的机会而主动从事塞尔玛和路易丝式的犯罪。 事实上，宋薰小说中人物的逃避和越轨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他们都是基于对现实的不满，试图“走不同的路，逃离不同的地方，寻求不同的人”[2]或创造各种各样的东西。 意外的到来是为了挣脱心灵和身体的网罗。 由于最终目标无法预测，且极有可能违反社会规则和法律，这两种行为无疑带有反弹的危险，并不能真正将“我”从溺水状态中拯救出来。 在相关剧情中，黄金世界的故乡成为了逃亡地或者越轨行为发生的地方，这说明“迷雾河”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三、《坠落》的主题和写作方法

在《堕入》中，当“迷雾河”不再能提供暂时的安慰和果断的勇气时，逃避和越轨以更加极端和致命的方式表现出来。 《坠落》有两个非常关键的情节。 其一是“我”砸碎了公园里的玻璃房，试图救出两只鹤。 另一次是当医生冒充警察透露“我”患有“精神分裂症”时。 关于极端偏执狂的真相。 熟悉宋勋作品的读者很容易发现，《坠落》的故事与早期的《鹤》是互文的。 比如，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失业在家，主人公的妻子因病失去了生育能力，有闯入生活的女保险推销员，还有屋里养着起重机的玻璃房子。公园。 其中，《鹤》是《坠落》的前文，后者在搬动前者部分情节的过程中，有两次重要的重写。 首先，虽然女保险推销员都向“我”倾诉，谈论自己的情感经历，但在《鹤》中这只是一种推销手段。 在《坠入爱河》中，一段婚外情的发展成为悲剧的根源。 保险丝之一。 然后就是举起吊车的玻璃房被砸坏的情节。 《鹤》就此结束，没有明确说明囚犯的身份。 《坠落》中，驱逐舰是主角：“我”与鹤的偶遇，引发了我对少年时动画片《迷雾河》和看鹤飞翔的回忆。 小说主人公帮助鹤逃亡的情节，让他记忆中难忘的形象成为了自由的象征。 这个情节与故事的结局相联系，隐喻了主人公的命运。 因为我想逃离生活中压抑和限制的部分，想象一种更自由的生活方式，“我”放开了起重机。 “我”与鹤在逃避、越轨的过程中逐渐迷失，在形象上达到了高度的同构。 拯救起重机也是一种象征性的自救。 从《鹤》到《坠落》，囚犯身份的确定也将前者对自由的渴望转化为后者对自由的悖论思考。 在城市里，远离栖息地的鹤会被重新捕获，而“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一情况； 同样，当“我”以为自己获得了自由时，殊不知逃避和偏离已经成为与伦理和法律相冲突的暴力。 ，结局是真正的“我”彻底失去了自由。

小说的主体部分是主人公的自白和回忆，而当真相被揭开时，这部分就变成了只有“我”才有意义的虚拟生活。 所有人亲眼目睹的真相最终否定了“我”的真实世界。 在与“我”的交谈中，冒充医生的文警官问道：“我听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真假，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你知道我怎么能做到吗？”分辨其中的不同之处？” 文警官有自己的答案：“谎言没有细节。” 当主角构建自己认为真实的生活时，细节极其丰富。 “我”耐心地向提问者回忆每个场景的环境和氛围，每个人的动作、表情，每一个心理活动。 的痕迹. 在“没有细节的谎言”的前提下，随着细节的逐渐充实，读者越来越确信主人公对妻子的深爱和愧疚，证实了主人公的清白； 但当细节最终超载时，看似天衣无缝的叙述却让读者产生怀疑：太完美了，完美得就像一个刻意设计的阴谋。 所以，当真相大白时，震惊的可能只有“我”了。 所以，《坠落》并没有类似悬疑小说那样真相大白的快感。 这可能是由于情节中利用角色扮演和虚构场景来治疗精神疾病，这在《禁闭岛》（马丁·斯科塞斯导演，2010）等著名文艺作品中就曾做过。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宋勋虽然用犯罪模型来架构文本，但他并没有写悬疑小说的意图。 在反复衡量自我与现实的关系后，宋勋洞悉了偏差和逃避可能带来的最坏后果。 小说家把它设计成这样一个过程：“我”先是断绝了与家乡的联系，然后又陆续与家乡失去了联系。 工作、人、恋人之间的互动； 最终，在所谓“真实自我”的建构中，与生活的真实性和“我”的真实性的界限完全模糊了。 《堕落》是一场失去现实的悲剧。 驱使“我”成为杀人犯的并不是别有用心的欲望，而是秘密的内心生活吞噬了平凡的日常生活后，“我”失去了感知真实性的能力。 作者在小说的最后写道：“后来，我进入了一场长久的梦。” 过桥的时候，沉宇被车轮的声音吵醒，发现自己靠在我身上，对我微笑，我也笑了，谁也没有说话。火车进入了一条隧道，又黑又长，我关上了车门。眼睛。” “我”似乎不再疲惫，获得了一种悲剧性的、永远孤独的平静。 这种和平的代价就是福柯所定义的疯狂：“当人沉迷于疯狂的暴政时，他就面对了世界隐藏的必然性； 困扰他噩梦的孤独感困扰着他。 黑夜的动物是他自己的本质，它将揭示地狱的残酷真相”[3]。

《坠落》借助犯罪框架，重写了之前的文本《鹤》，使两部作品截然不同。 当我读宋寻的小说，读到作品中多次出现的沉阳时，我有一种私密的亲切感。 沉阳是我的家乡。 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是沉阳市铁西区，以前的地理课本上称之为“东方鲁尔区”。 也因为王兵导演的纪录片《铁西区》而被更多人熟知。 铁西区在改制过程中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为近年来的东北小说和影视作品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对象和背景，促使一些作者在叙事中频繁采用犯罪框架。 就拿比较热门的影视作品来说吧，比如电影《白昼烟花》（刁亦男导演，2014），将肢解尸体的案件放置在冬季极其寒冷的北方工厂； 《杀人凶手》（曹保平导演，2016），故事背景设定在南方，但主角“五星杀手”却是一名在东北因失业而犯罪的刑满释放人员； 还有网剧《无证之罪》（鲁星导演，2017），原著小说中的背景原本是南方，但改编之后，也变成了一个关于东北工业区的故事。 这类文艺作品以犯罪来构造情节，依靠一定的人物原型和历史事实。 当这种叙事策略与某一地点或特定时间段的历史相结合时，也有通过个体命运带来时代变革的意图和野心。 类似的叙事策略在推理悬疑小说发达的日本形成了“社会主义”推理的写作传统。 在探索真相的同时，作者也试图反思重要的社会问题。 [4] 与此平行的是，“本根派”的推理更注重以严密的逻辑追溯案件的每一个关键点。 这种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联系在一起的情节结构，也被宋迅在《绿血》中使用过。 作者有意识地将“严厉镇压”、“下岗浪潮”等具体社会现象植入背景中。 当前文艺作品中犯罪框架的流行，也意味着它们正在形成某些易于复制的套路，这或许需要宋迅今后保持警惕。

笔记：

[1]【德】韩秉哲：《暴力的拓扑学》，安妮、马岩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1页。 55.

[2] 鲁迅《呐喊·自动序》，《鲁迅全集·卷一：坟墓·热风·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437.

[3]【法国】米歇尔·福柯：《疯狂与文明》，刘北城、杨元英译，北京：生活·阅读·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9页。

[4] 近年来，不少日本“社会主义”悬疑小说被翻译引进中国大陆。 例如，叶蓁蓁的《蓝色》（陆灵芝译，新兴出版社，2021）涉及移民和单亲母亲的问题； 宇佐见诚（王维思等译，新兴出版社，2021）的《愚人之毒》记录了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的生活艰辛、民间高利贷的无序和人口老龄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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