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钓鱼执法内幕:钓钩得手一次领钱六百郭娟

上海钓鱼执法内幕：获“鱼钩”一次可获600元报酬郭娟作画

近期，上海接连发生“钓鱼执法”争议事件。 该市闵行区某公司白领张军在上班途中好心将一名“突发胃病”的陌生男子送往医院。 没想到，上车几分钟后，该男子就抢走了张某的车钥匙。 随即，数名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张某因“非法经营”被罚款1万元。 目前，张军已向闵行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已获受理。 19岁的司机孙忠杰也认为自己遭遇了“钓鱼式执法”，因无法自证清白，愤怒自杀。 虽然最后尝试失败了，但他差点就砍断了自己的手指……

这些案件引发了人们对“放渔执法”前所未有的关注和严重质疑。 当记者深入这个“灰色地带”时，发现内情更触目惊心。

老司机：

上海有上千个“鱼钩”

在两天的暗访中，记者接触到了一位在闵行区经营出租车多年的老出租车司机。 他向记者证实，所谓“鱼钩”在业内已是“公开的秘密”。

老司机表示，近年来，这种“执法”方式在上海闵行区、宝山区等郊区的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中一直存在。 他们经常通过“伏击”的方式“抓获”“非法”运营的私家车，然后处以1万至2万元的行政罚款。 他们在中国工商银行或中国建设银行设有专门账户，用于收取行政罚款。

“这很正常，抓违章车确实很难，那我就找个‘鱼钩’来钓你，让你使用违章车，罚款。” 老司机告诉记者，上海至少有上千辆。 “鱼钩”，每次执法活动开始前，执法队伍都会先确定抓捕违法车辆的“区域”，然后带着“鱼钩”前往现场。 一般一个区域至少设置五六个点，每个点至少要抓到5个点。 车。

受害者：

执法队伍与社会“暴徒”勾结

“钓鱼案”另一当事人陈瑞琴证实了这一说法。 现任上海爱木园林绿化公司员工。 近两年来，他曾两次将上海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告上法庭。

去年夏天，当他驾驶公司面包车穿过闵行区广阔区域时，一名20多岁的年轻人以“热晕了”为由要求搭车。 五分钟后，男子掏出车钥匙。 与此同时，陈瑞琴被几名便衣男子“当场抓住”。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执法大队的人，我让他们出示了身份证件。” 陈瑞琴说，这个要求让他遭到了这群自称“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人”的毒打。

让陈瑞琴震惊的是，他在执法大队的办公室里遇到了一群社工。 领头的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身高1.8米左右，带着七八个“小兄弟”。 这些“小兄弟”再次殴打了陈瑞琴。 事后，陈瑞琴了解到，这名30多岁的男子是一名与执法大队接触密切的“钓鱼头”。 他手下至少有几十个“鱼钩”。

利益链：

专业“鱼钩”月入数千元

陈瑞钦告诉记者，在两年的暗访中，他发现“钓鱼头”与执法大队的关系非常密切。 仅在闵行区，就有至少3个“鱼头”，100多个“鱼钩”。

陈瑞琴了解到的是，在闵行区，“鱼钩”每次“钓”私家车司机，就可以从执法人员那里得到300元，“鱼头”则提取200元。 “鱼钩”的价格，宝山区也是200元，南汇区是250元上海钓鱼执法，奉贤区是600元。 “鱼钩”用这笔钱准备了录音笔等工具。 一个成熟的“鱼钩”每月收入少则二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 而“钓头”每个月就能净利润1万到2万元。 有的“渔民”甚至开着日产汽车，“已经在上海买了房子”。

记者了解到的另一个看似具有相应含义的数据是，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2007年至2008年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两年来，该大队“查处了多名非法营运车辆5000辆。” 车辆”、“罚款、没收金额达5000万元以上”、“超额完成市兵团、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律师说：

“钓鱼执法”涉嫌有组织犯罪

遭遇“执法钓鱼”的司机大多选择了“吃亏”。 当然，也有敢于揭露黑幕的人。 文章开头提到的张军已向闵行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已获受理。 他的代理律师是著名律师郝劲松。

18日，郝劲松向上海市18个区县建设交通委员会和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共发出19封申请信，要求其按照《规定》公开近年来的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办法》》“钓鱼”信息包括查获非法经营“黑车”数量、罚款没收总量及去向、预定罚款指标任务、配合执法的“鱼钩”数量、奖励金额。

郝劲松表示，早在几年前，“钓鱼执法”模式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很常见。 近年来它变得越来越流行。 原因在于，“钓鱼执法”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利益链条和巨额的处罚金额，支撑起了一个畸形的执法平台，“让众多交通执法部门用尽一切手段，将合法公民陷害于违法状态。” ” 他认为，“钓鱼执法”已涉嫌有组织犯罪。 （来源：重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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