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哈鱼群体聚集洄游期的鱼子酱

三文鱼纹图片(男)

在我国东北地区，鲑鱼是最著名的洄游产卵鱼类。 这里历史资源丰富，曾是黑龙江渔民的重要目标。 靠近西北太平洋沿岸，我国鲑鱼自然形成了四个地理种群，即黑龙江、乌苏里江、绥芬河和图们江种群。 按人口规模排序，乌苏里江人口最丰富。 其次是黑龙江群和乌图门江群，数量最少的是绥芬河群，每年迁徙的个体只有1000余只。

在繁殖季节，鲑鱼的体侧有鲜红色的斑点。

三文鱼在我国备受推崇，名贵鱼类的地位家喻户晓，堪称“海洋黄金”。 洄游期间，鲑鱼体肥壮，常见体重4～6公斤大马哈鱼，平均体长60厘米左右。 肉质细嫩，鲜红，看上去像牛肉，但比牛肉嫩得多。 与其他三文鱼类似，三文鱼的肉中储存着丰富的脂肪，口感肥美。 可鲜食、腌制或熏制，味道相当出众。 与鱼肉相比，三文鱼卵的价值更高，颜色红，营养价值高。 它们是真正的“水中之金”，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由鲑鱼卵制成的鱼子酱

我国的鲑鱼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周期性回归。 每年9月初，成群的性腺丰满的鲑鱼聚集洄游，从黑龙江下游河口一路逆流而上。 到达我国的时间是九月到十月。 9月下旬，鱼群数量达到高峰，河里鱼群成群。 在冻结前完成产卵活动。 由于每年的秋季是鲑鱼的迁徙季节，所以鲑鱼又被称为“秋季鲑鱼”。

为什么说是周期性回报呢？ 因为受精卵当年在鱼窝里孵化，来年春天发育成幼鱼。 河水开通后，它们集体返回大海。 同一群鱼需要3至6年才能成熟。 因此，河流和海洋之间的迁移是周期性的。 法律。 我国渔业工作者在评估三文鱼放流效果时，往往以6年作为一个完整的监测周期。 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捕捞计划也因年份而异。 当年养殖规模越大，相应批次鲑鱼洄游时的捕捞配额就越大。 由此可见，鲑鱼的繁殖状况直接影响鱼源国的捕捞和利用。

鲑鱼有很强的洄游能力

三文鱼的另一个特点是资源流动性高，产量波动大。 作为洄游性鱼类，鲑鱼的洄游范围比一般鱼类要广得多。 成年人口可以在太平洋东海岸和西海岸之间来回迁徙。 向东可到达美国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育空河，向西可深入中国东北地区。 以及俄罗斯的阿穆尔河流域，并沿河向上游迁移数千公里。 这导致各国捕捞产量不稳定，资源变化较大。 鱼源国捕捞有一种“分蛋糕”的感觉。

上图为鲑鱼的分布范围。 蓝色是海洋栖息范围，绿色是当前产卵范围，橙红色是历史产卵范围。 由此，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鲑鱼非凡的洄游能力。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见下表），1980年至2021年，全球鲑鱼产量在16.6万吨至39.5万吨之间波动，最高产量是最低产量的两倍多。 其中，1994年至2015年是鲑鱼发展的稳定期。 全球捕捞量在30万吨左右，高产年突破35万吨。

全球鲑鱼产量（1980-2021）

从鱼源国来看，三文鱼渔业的最大受益者是日本，其次是俄罗斯和美国。 中国在开发利用方面不具备优势。 以2010年的数据为例，当年全球三文鱼总产量为31.3万吨，占太平洋三文鱼总产量的34%。 每条鱼的重量按照平均大小3.4公斤来计算，相当于当年捕获的9100万条鱼，其中约50%是日本渔船捕获的，美国和俄罗斯各占约25条%。 中国的渔获量微乎其微，不到俄罗斯的一小部分，而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鲑鱼渔业

同为鱼类来源国，为何中国三文鱼产量如此惨淡？ 与“产量危机”直接相关的因素有两个。 一是我国在地理上处于“劣势”，二是从国内因素来看，野生鲑鱼种群出现了资源衰退。

我们先看一下地理位置。 有两个主要的鲑鱼渔场。 第一个是西北太平洋海域，包括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公海。 渔场靠近俄罗斯和日本的远东地区。 俄罗斯和日本有着先天的地理优势。 优点是可以直接调动渔船进行捕捞。 俄罗斯远东海域，鲑鱼聚集规模最大。 在机械化渔船的作业下，大部分渔获量都会被一次捕获。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我国并不直接毗邻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不具备开发权优势，也没有获得公海捕捞许可。

鲑鱼的洄游方向

另外一个渔场是内陆河流域，我国也没有优势。 三文鱼的洄游方向是先经过俄罗斯，然后到达我国。 迁徙通道为黑龙江—阿穆尔河。 两条河流的主要支流相连。 我国境内叫黑龙江，俄罗斯境内叫阿穆尔河。 阿穆尔河下游是鲑鱼的洄游地。 第一个频道。 在阿穆尔河作业的俄罗斯渔船也能轻松获得可观的渔获量。 但由于众多渔船的拦截，成功迁徙到我国的只是杯水车薪。

阿穆尔河（红色椭圆内）是鲑鱼的第一个洄游通道

中国渔业专家在调查三文鱼资源情况时明确指出，国内三文鱼产量低的主要原因是俄罗斯下游的过度捕捞。 这种观点并非没有根据。 一个典型的“证据”是：2011年，日本核泄漏事故导致大片海域受到污染。 俄罗斯出于质量考虑，降低了对鲑鱼的捕捞压力。 于是，当年鲑鱼就迁徙到了黑龙江。 三文鱼产量大幅增加。 2012年，俄罗斯宣布恢复正常运营。 当年秋季，中俄边境海域鲑鱼年捕捞量大幅减少。

俄罗斯：鲑鱼捕捞活动精彩纷呈

当然，我国的三文鱼危机并不完全是外部因素造成的。 国内问题也不容忽视。 据记载，我国鲑鱼渔业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至少有70年的发展历史。 20世纪50年代，我国平均每年可捕捞鲑鱼18.1万尾，资源储备相当丰富。 1949年至2000年间，鲑鱼平均年产量高达20.5万条。 产量最高的年份是1961年和1966年，年平均捕获量高达557,000条鲑鱼。 三文鱼已成为黑龙江渔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黑龙江三文鱼历史产量，其中1961-1966年为丰收年

中国学者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鲑鱼产量开始下降。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下降趋势更加明显，实际捕捞量远低于预测值。 国内专家推测，鲑鱼产卵场面积约为420万平方米（1990年代），实际产量应在200万至250万条鲑鱼之间。 然而，多年来实际捕获的鲑鱼只有18,000至137,000条。 远低于预期值，表明人口资源处于下降状态。

在数量减少的同时，鲑鱼的洄游范围也在大幅缩小。 历史上，黑龙江流域多条河流都出现过产卵鲑鱼，有的河流可容纳数百万条鱼产卵。 但由于水污染、非法采砂等人类活动的影响，产卵场环境遭到破坏，洄游范围缩小至抚远市周边海域和东宁绥芬河流域。 历史上曾有鲑鱼泛滥季节的松花江流域，现在几乎没有鲑鱼的踪影。

此外，鲑鱼的体重和产卵也有微妙的变化。 20世纪60年代的捕捞量中，鲑鱼的平均重量可达3.5~5公斤。 2016年抽样调查的平均重量仅为2.5公斤左右，最大的还不到5公斤。 相应地，洄游群体中鲑鱼受孕的卵数略有减少，卵直径明显减小，成熟系数也有所下降。 产蛋数从4000枚下降到3000枚左右，为2016年调查的最低值，仅存1300粒左右，表明养殖种群规模日趋缩小，种群资源日渐枯竭。

鲑鱼幼虫

有文献指出，我国目前的鲑鱼资源已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不足1/10，资源形势尤为严峻。 为了保护三文鱼，我国积极开展生态保护和增殖放流行动，最大限度地恢复三文鱼种群。 黑龙江、乌苏里江、绥芬河等河流是鲑鱼保护的重点水域。 我国在珲春、富源、东宁等产地建立了多个放流站，用人工培育鱼苗补充自然繁殖的不足。 增加了我国三文鱼资源储量和回报率。

以绥芬河为例，根据多年跟踪监测，绥芬河鲑鱼放流再捕获率约为0.3%，这意味着每放流1万尾幼鱼，约有30尾会返回绥芬河作为成年人并被抓住。 为了提高放鱼效果，科研人员还对鱼苗入海洄游进行了监测，明确分析了时间特征和环境特征，为提高幼鱼成活率提供了科学依据。

鲑鱼幼体的生长变化

还有一项必须提及的保护措施：栖息地改善和重建。 三文鱼的繁殖环境非常挑剔。 要求水质清澈，环境安静，水温5~7℃，河床底部有大量碎石、卵石，以利于雄鱼筑巢（鱼巢约直径1m，深20米）。 ~30cm圆坑），产卵地点多为冬季不结冰的河湾（有利于鱼卵孵化）。

三文鱼筑巢

自然繁殖是恢复鲑鱼种群的根本措施。 我国河流、湖泊环境具有重建产卵场的潜力。 产卵场和示范区建设成为当前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无疑有助于恢复产卵场的基本功能，形成稳定的产卵种群。 有网友问：我国遣返黑龙江上游是在“做嫁妆”吗？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我国放生的鱼苗有相当一部分会被下游国家，甚至日本和美国捕获。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加大驱逐力度客观上也是我国的责任。 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鱼源国对鲑鱼等溯河产卵鱼类拥有优先利益，也有责任保护它们。 保护鲑鱼资源也有利于我国加入西北太平洋鲑鱼组织，将捕捞范围从内陆河流域扩大到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等公海。 届时，我国将为三文鱼资源的回收创造更多机会。 有利的条件形成了鱼类保护-养殖-利用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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