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推荐）郁龙余：印度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作者简介·于隆宇）

于龙宇，教授，国际著名印度学家。

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修印地语，师从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学习印度语言文学。

197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晋升讲师。

1984年调入深圳大学中文系，1991年晋升副教授，1996年晋升教授，历任中文系副主任、主任，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现任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留学生教学部主任、留学生教学部及师范学院顾问。

2005年至今，担任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学会会员，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会员，学会国际儒联顾问，《深圳社会科学》学术顾问。

2016年12月1日，被印度总统慕克吉授予“杰出印度学家奖”。

研究方向有：印度文学、中印文学比较、中印文化关系、中国印度学、印度汉学（汉学）。

出版《梵文与汉文篇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中印诗学比较》、《中印中外文学交流史卷》、《季羡林批评传》、《学术史》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与印度文学研究学术史》、《一带一路开创人类文明新时代——兼论中印的历史责任》等专着及主编专着30部，出版于《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大学学报》、《文史哲》、《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外国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等发表论文100余篇，翻译印地语文学作品35万字，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项目7项，获教育部四等奖、八等奖3项。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一等奖。 讲授《中西文化交流史》、《东方文学》、《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印诗学比较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等课程。印度文学”。

研究印度意味着什么

先从四件相关作品开始吧

（文|于龙宇）

研究印度的意义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多方面的。 目前，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网络媒体人士，可能并没有认真对待这种说法。 真正了解印度历史、中印关系历史的人三本先生是谁，不仅不会随波逐流，而且会克服各种困难，向读者讲述自己所看到的、听到的、了解的印度，表明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国家。 智慧和遗产。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在三年内克服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后，在2023年出版了四本关于印度的学术书籍。 第二本是余修的《印度故事》。 三是高学思的《图解印度史》； 四是张文娟的《雾与雾》启示：体验印度。

马卫光老师是我的印地语老师。 196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从外交部借调他来教我们班印地语口语课。 教语法课的老师是尹洪元老师。 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 2015年11月，我参加了在印度总统府举行的世界印度学家大会。 所有参会学者，无论是主题演讲还是主持人，均使用英语。 我是唯一会说印地语的人，印地语是印度的第一种官方语言。 主办方问道：“你的印地语这么地道，你在哪里留学的？” “你是跟北大马伟光老师学的。”我回答道。 主办方又问：“我可以接受国会电视台的采访吗？” 在同事朱轩博士的鼓励和支持下，我用印地语做了一个40分钟的采访节目。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马卫光先生，他听了很高兴。 现在，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马先生的《印度总理、总统传记》是在他90岁生日之际，在王佩芬律师的帮助下，克服种种困难出版的。

第二本书的作者是我的女儿。 她十六岁时写的《花季·雨季》一炮而红，后入选全国“三十年三百本书”最具影响力的畅销书排行榜。 2016年12月1日，我在接受慕克吉总统颁发的“杰出印度学家奖”后发表感谢辞并表示：“这次我带着女儿一起去，希望印度的形象和故事出现在她未来的著作。” 当时，观众席爆发出阵阵掌声。 于是，这句话就应验了。 几年后，《印度的故事：一个中国作家眼中的印度》一书完成并出版。

第三本书的作者高学思是我的老朋友。 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在复旦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后赴印度马德拉斯大学攻读印度历史硕士学位。 2020年开始师从北京大学钱成旦教授攻读世界史博士学位。 。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都是中国顶尖大学。 印度马德拉斯大学与加尔各答大学、孟买大学、贝拿勒斯大学齐名。 对于有过从印地语专业转汉语专业经历的我来说，当看到这个锯齿形的学历时，我欣喜若狂。

《图解印度史：从次大陆到共和国》由十章组成。 无论是内容的写作还是插图的选择都体现了作者的心血。 我在出版推荐信中写道，本书“忠实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不局限于传统的旧观念。大量使用了国内外新材料，借鉴了权威学术研究成果，而且不仅在专业性和考证方面都通过了考验，而且在专业性和考证方面都通过了考验，标准非常高，而且本书充满了新的想法和观点，使其成为一本可读性和可信度很高的书。书。”

第四本书的作者张文娟的雅名，走了一条独特的学术道路，人们很难模仿，更不用说效仿了。 她“在北京大学学习，在公益机构工作，游历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在印度任教……现在是印度金达尔全球法学院的教授、副院长”。 《迷雾与启蒙：印度经历》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了她在印度生活和工作的三十个截面。 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听觉、亲眼所见和个人见解，拨开迷雾，真正了解印度及其真正的价值。

我写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为了推荐这四本书，而是为了阐释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功秘诀——“中西印三通”。 我曾在《中西印三通》和《边界的意义》一文中说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有四种类型：传统型、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国的人和事一无所知，很少；外语型，只懂外国语言和文化，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主要靠教外语谋生；中西结合型，他们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占大多数，其中不乏伟大的知识分子、著名学者；中、西、印三路型，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最高形态。真正的智者、圣人往往出现在这之中。因为构成其文化基因的要素在这四种知识分子中是最完整的。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第384页。）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进一步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存在着大量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鲁迅、胡适等一批具有“中西三通特征”的著名学者、政治人物、名人、陈独秀，还有毛泽东、周恩来、冯友兰、周树嘉、季羡林、饶宗颐等，这些都是最杰出的人物。 中式、西式、印度式三通式。

中国如此，世界亦如此。 马克思成为革命者思想导师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与西方、中国和印度的文化联系。 季羡林在翻译了马克思关于印度的几篇文章后感叹道：“马克思并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当然不是专门研究印度历史的，但他却能下这么大的功夫，对印度研究得这么透彻。”历史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实事求是、好学的精神有多么伟大。他之所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绝非偶然。在这一点上，他也是我们的榜样。 （《季羡林全集》第10卷第5页。）

季羡林先生

我们这里所说的所谓人才的秘密，其实只是对国内外成功人才史上的一个现象的客观解释。 然而，中国当代知识界大多数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有的甚至认为这种观点是荒谬的。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沉浸在欧洲的风情和美感中。

然而，民族文化总是在曲折中前进。 以上介绍的四部作品，以及四位作者的社会经历和知识背景，有力地告诉我们，研究印度重要性的意识正在逐渐回归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 实际上。 2022年，著名东方学家孟昭义出版了《丝绸之路：印度的重新发现》。 我在《书评》中说：“当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对印度的认识却大不如前了。不但不如法显、玄奘、易经，而且亦不如康有为、康同弼父女，及谭云山、谭忠父子。《道德经》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唐太宗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裳；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的镜子，万物之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印度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如何正确认识印度？把他当作“三哥”还是“阿三”？这也太肤浅了吧！” 因此，孟昭义教授所说的“重新发现印度”，实际上就是“重新发现印度的意义”。 科学常识告诉我们：两点一线，三点构成一个面。 中国、西方、印度，谁在理论和实践上认识到“三点成面”的意义，谁就是认识者和胜利者。

可以预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特别是西方人，想要成为一流的思想家、政治家、学者、教育家、文学艺术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都不会了解中国。 不学一点国学是不可想象的。 同样的道理，不了解印度、不研究一些印度学也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多种原因，主要是西方地缘政治的影响，当代中印关系存在“喜马拉雅鸿沟”和“喜马拉雅屏障”。 我们相信，中印两国一定会在杰出政治家的带领下，为两国人民扫清障碍、填补鸿沟。 他们将充分发挥两千多年文化交流历史和泰戈尔、柯棣华、谭云山、季羡林等中印友谊金桥的积极作用，成功构建中印伟大共同体。共同的未来。

本文首发于余隆宇教授授权《南亚研究通讯》微信公众平台。 原标题是《研究印度的意义——从四本相关书籍开始》

注：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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