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哈鱼一生只繁殖一次卵用一枚

黑龙江是中俄著名的界河。 其在我国的干流全长2821公里，下游经阿穆尔河流入鄂霍次克海。 中俄两国渔民共同在边境河流从事捕捞活动，共享鱼类资源。 三文鱼是最受关注的特色鱼类。

萨蒙：我国被流放黑龙江60年，是俄罗斯的“嫁妆”吗？

中国人对三文鱼并不陌生。 它是一种溯河产卵的鱼。 幼鱼在海中发育3至5年。 成年后体重可达4.4至10公斤，平均身长60厘米。 它们一生只繁殖一次。 每年秋季白露过后，成群的鲑鱼进入洄游高峰期，最终抵达我国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等水域产卵。 也就是说，我国是鲑鱼的来源国。

萨蒙：我国被流放黑龙江60年，是俄罗斯的“嫁妆”吗？

据记载，黑龙江有鱼类106种，鲑鱼是最著名的鱼类之一。 黑龙江被誉为“三文鱼之乡”，沿江渔民深受三文鱼之赐。 该鱼经济价值高，历史捕捞量大，是渔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萨蒙：我国被流放黑龙江60年，是俄罗斯的“嫁妆”吗？

三文鱼之所以被视为“贵族鱼”，是因为它体型大，平均每条鱼重3～4公斤，出肉率高，肉质鲜美大马哈鱼，营养丰富； 其次，鱼子的价值，鲑鱼一生只产一次卵。 一颗鸡蛋如黄豆大，直径约7毫米，颜色鲜红透明。 是制作鱼子酱的最佳原料。 其产品畅销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地。

就是这样一种商业价值极高的鱼，黑龙江却出现了“资源骤减”，让自然资源濒临崩溃，黑龙江渔民也失去了“财富密码”。

萨蒙：我国被流放黑龙江60年，是俄罗斯的“嫁妆”吗？

三文鱼怎么了？

据黑龙江省渔业局统计，20世纪50年代，鲑鱼捕捞量高达59.58万尾，总重量2085吨，创造了诱人的经济效益。 在1963年的高峰期，捕捞量达到了128.6万条鱼和4501吨的惊人记录，反映出当时的资源相当可观。

萨蒙：我国被流放黑龙江60年，是俄罗斯的“嫁妆”吗？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鲑鱼资源开始衰退，产量波动较大。 高产年可捕获鲑鱼60万条（1976年），低产年仅可捕获3万条鲑鱼（1981年）。 捕获量仍然不足100吨。 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趋势进一步恶化，渔获量大多集中在30吨至100吨之间，昔日的繁荣一去不复返。

伴随着渔获量的减少，亲鱼迁徙区域也随之消失。 20世纪90年代初，业内专家对鲑鱼储量进行了调查和估算，得出的结论令人遗憾。

当时，我国拥有420万平方米的鲑鱼产卵场，理论上每平方米可产鲑鱼产卵2.24公斤。 由此可以算出，我国潜在的鲑鱼捕捞量应该是200至25万尾。 然而，1990年代的实际渔获量仅为18,000至137,000条，平均为45,000条，远低于调查的估计。 很明显，鲑鱼库存量已大幅下降。

萨蒙：我国被流放黑龙江60年，是俄罗斯的“嫁妆”吗？

黑龙江各地的渔民也说出了真相。 历史上，鲑鱼洄游的现象非常普遍。 绥芬河中的抚远、饶河、虎林、萝北、黑河等地曾有鲑鱼产卵场。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许多产卵场开始消失或后退。 例如，汤旺河、饶力河连续多年断鱼。 黑龙江萝北河段1999年仅产鲑鱼5条，2000年产量降至零。这反映了亲鱼产卵地的变化。

萨蒙：我国被流放黑龙江60年，是俄罗斯的“嫁妆”吗？

更令人担忧的是，1990年代的鲑鱼也出现了“难产”的迹象。 具体“证据”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脂肪水平降低，亲鱼变小。 据测试，雌鱼的丰满系数下降到0.87，雄鱼的丰满系数下降到0.91。 鲑鱼的平均体长和平均体重也显着下降，这与20世纪60年代的大型群体有明显不同。

萨蒙：我国被流放黑龙江60年，是俄罗斯的“嫁妆”吗？

其次，亲鱼的产卵能力降低。 据张觉民等学者研究，1963年鲑鱼的成熟系数为15.6%～19.7%，但到了90年代，平均值仅为14.5%。 雌鱼性腺成熟度较差，平均排卵量不足3600枚/尾。 鸡蛋小型化问题也十分突出。

鲑鱼危机

多项调查显示，20世纪90年代是鲑鱼资源锐减的关键时期！ 这场悲剧是如何发生的？

我国渔民作为传统开发商，自然承担一定的责任。 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鲑鱼捕捞队伍。 专业船网数量已发展到340至370张，采用三层挂网实施漂流刺网作业。 捕捞的目标都是远道而来的繁殖群体。 大多数渔民坚持“能捕就捕”的原则，高度重视捕捞但缺乏资源节约，这是资源减少的重要原因。

萨蒙：我国被流放黑龙江60年，是俄罗斯的“嫁妆”吗？

同样存在问题的是水污染。 2005年11月，约100吨硝基苯等苯类物质流入松花江，在江面形成80公里污染带，对黑龙江水质造成不利影响。 诸如此类的污染事件不利于鲑鱼的繁殖——由于大自然的原因，亲鱼只能在装满卵石（石头）的干净水中挖洞产卵。

萨蒙：我国被流放黑龙江60年，是俄罗斯的“嫁妆”吗？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黑龙江下游的拦渔活动。 事实上，能够成功洄游到我国的鲑鱼只是杯水车薪，最多只占洄游资源的一小部分。 早在阿穆尔河下游，大部分鲑鱼就已被大规模捕捞，河口产量远超我国所能比拟。

数据显示，能够成功洄游到中俄边境河流的鱼类约占总种群的5%。 越往上游洄游，雄鱼的比例就越低。 河口处，雄鱼占43%～47%，繁殖能力最好； 从河口上游来看，雄鱼仅占13%，繁殖能力明显下降。 依托自然地理优势，俄罗斯渔民每年可稳定捕捞数千万条鲑鱼。

萨蒙：我国被流放黑龙江60年，是俄罗斯的“嫁妆”吗？

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鲑鱼年产量保持在20万吨至30万吨左右。 以2010年登记量为例，今年总产量为31.1万吨，相当于成鱼9100万尾。 其中日本产量最高，仅占50%（北海道是重要的鲑鱼产卵地，资源丰富），俄罗斯和美国各占25%。

萨蒙：我国被流放黑龙江60年，是俄罗斯的“嫁妆”吗？

简单计算一下，俄罗斯的渔获量约为2275万尾，是黑龙江历史最高产量的17倍。 因此，从鄂霍次克海洄游到黑龙江的鲑鱼基本上都进了俄罗斯渔民的“口袋”。

萨蒙：我国被流放黑龙江60年，是俄罗斯的“嫁妆”吗？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也是有例子支持的。 2011年，日本核事故造成海水污染，影响了西北太平洋的渔业。 俄罗斯当年暂停了鲑鱼捕捞。 同年，黑龙江鱼类种群开始大幅增加。 2012年，随着俄罗斯恢复渔业生产，国内监测亲鱼数量再次大幅下降。 这说明下游的捕捞确实影响了上游的繁殖。

萨蒙：我国被流放黑龙江60年，是俄罗斯的“嫁妆”吗？

在各种威胁下，黑龙江三文鱼陷入危机。 座头鲑在许多支流中已经灭绝。 2007年，检出的三文鱼数量不足10条。同年，我国将三文鱼列入第一批重点保护水生动物名录，资源回收迫在眉睫。

他被流放到黑龙江上游60年。 他都是在给俄罗斯做“嫁妆”吗？

为了保护三文鱼，我国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增殖放流，即人工孵化鱼苗，然后放归自然水域。 我国放养鱼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0年前。 哈尔滨渔业试验场率先在乌苏里江放流鱼苗。 几十年来，抚远市放生动物超过3400万只，东宁市放生动物超过1400万只。

萨蒙：我国被流放黑龙江60年，是俄罗斯的“嫁妆”吗？

可能有人认为我国释放是“吃力不讨好”，大部分四年前回国后仍会被下游抓捕。 事实上，放养鱼苗是一项多方受益的活动，我国也不例外。 例如：在2015年的释放效果评估中，我国实测回收率达到0.295%，这说明释放确实有效。

萨蒙：我国被流放黑龙江60年，是俄罗斯的“嫁妆”吗？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坚持驱逐还可以增加我国的“资源权重”。 前面提到，我国是鲑鱼的来源国，加大释放力度、提高资源贡献比例，恰恰有助于我国获得公海捕捞的“门票”（即获得配额）。 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大家皆大欢喜的一幕，也将是对黑龙江流放的最大回报。

Tags：大马 黑龙江 俄罗斯 渔民 繁殖